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扑面而来的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有人受不了严重诽谤的网络谣言而为此抑郁；有未成年人花费父母几十万元辛苦钱打赏网络主播；各种真假难辨的虚假消息在朋友圈广泛散播……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该如何规范管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话要说。

　　周桐宇：建监测预警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周桐宇说起这样一个孩子：本来喜爱读书、性格开朗，可突然有一天，她变得萎靡不振，学习也不主动积极。原来，孩子受了网络谣言的影响，听信了谣言：大学生如今就业难，找工作都要靠拼爹。尚未成年的孩子缺乏判断力，竟然信以为真，因此情绪受到了影响。

　　“其实，这根本就是谣言，何人何时何地等关键要素都没有，目的就是所谓的点击量、博眼球，可孩子却相信了。”周桐宇援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7年1月发布的第三十九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称，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的总量。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而其中的青年网民数量与比例也均呈逐年递增的态势。

　　周桐宇向大会提交提案，建议政府要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将谣言遏制在萌芽状态。

　　谣言止于智者。政府也可以牵头专业机构建立专门的辟谣页面或者网站，将谣言信息、辟谣信息，以及造谣者被法律制裁的信息等集中起来统一发布。一方面可以方便网民随时查阅，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普法教育的平台。同时，这些平台也可以作为谣言举报平台，方便政府和民众通过互动，治理网络谣言。

　　樊芸：设搜索引擎负面清单

　　全国人大代表樊芸说，假如你通过某搜索引擎发布“A的老婆是B”的虚假消息，只需要几秒钟，但是从当事人发现虚假信息到举证最终完成删除，至少需要24小时以上。如果是抓人眼球的诽谤信息，在这24小时的点击率会呈现几何级的增长。

　　等到诽谤信息删除之后，因为点击率的关系，搜索引擎会自动形成相关搜索、为您推荐等下拉词条，且长期无法删除。起初，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在咨询有关部门后，得知因搜索平台不是信息发布者，因此不承担责任。点击率达到一定量之后，由系统生成的词条，删除起来麻烦又费事。如果当事人去公安部门报案，除非造成严重后果并证明与相关谣言有关，不然公安部门无法受理。

　　因此，她提出书面意，建议加快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立法，立法中应明确搜索引擎运营对个人隐私的网络文章、网络词条等负有传播的法律责任。

　　同时，设立搜索引擎的负面清单，比如下拉提示、为你推荐等，以及哪一些内容不得显示。此外，在一些大型的搜索引擎或者运营平台上，建立人工接待的投诉中心，以便当事人有问题能第一时间予以反馈。对于实属错误、虚假、侵权的相关信息，运营平台有责任删清所有相关内容，且在手机与电脑端同步实现。

　　蔡建国：完善网络分级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蔡建国对网上直播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忧心忡忡，他认为网络主播仅以一个麦克风、一个摄像头，就把网民“打赏”放进自己的口袋，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抓住的是受众的好奇心理。直播内容的低俗化、色情化，不仅影响了公序良俗，对于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来说，更是一种负面引导。

　　“我们要在立法、执法和监管上来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净化网络环境。”蔡建国建议，应整合各部门的力量，设立专门的网络安全执法部门，严厉打击并严重惩处散布谣言、传播暴力色情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要建立和完善网络分级管理体制，为青少年保留一份纯净的网络环境。